好的,我帮你改写这篇文章,尽量保持原文意思和字数,增加一些细节描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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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,在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烟台,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战文物展览。
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正是这场展览让一件尘封多年的珍贵“宝贝”重现世人眼前,同时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、扑朔迷离的抗战历史。
今天,就由衔笔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故事。
展开剩余88%抗战时期,烟台不仅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坚力量,也是抗战胜利后沿海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。这里保存着丰富的抗战文物资源,且熟悉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数量颇多。
因此,为了保证这次展览的顺利举办,烟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全员出动,开启了多年封存的库房,准备将那些压箱底的珍贵文物逐一展出。
这里所说的“宝贝”,指的是1964年由烟台军分区移交给博物馆的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。
由于这批文物极具特殊性,平日很少展出,绝大多数时间沉睡在阴凉的仓库深处。因此,负责登记和展示的工作人员格外小心,唯恐一不留神便损坏了这些饱经战火洗礼的珍品。
正当众人忙着清点时,一位工作人员忽然停下手中的活儿,捧着一支造型奇异的枪械疑惑地问道:“这……这到底是什么枪?”
声音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,大家纷纷围拢过来。一名工作人员指着原本挂着的标签说:“上面不写着吗?‘缴获日军武器’!”
话音刚落,却有人反驳道:“我怎么看都不像啊,日军的标准武器也就那几种,谁见过这种奇形怪状的枪?”
这位工作人员说道:“这枪管短而粗,口径竟然达到35毫米,枪管下方还有两根可折叠的支脚,既不像传统步枪,也不像炮,简直是个‘小怪物’。”
大家围着它看了半天,一位眼尖的同事发现枪身刻有“昆嵛厂制”几个字,顿时引发热烈讨论:
“这几个字,应该是八路军自己制造的吧?”
“未必,抗战时期昆嵛山一带还有国民党保安团郑维屏、王豫民等人领导的武器修理所,也有可能是他们做的。”
“还有伪军呢,单凭几个汉字,很难断定是八路军造的。”
众说纷纭,争执不下。只好先按“缴获日军武器”入库,准备展出,同时联系北京的武器专家,寻求权威解答。
消息传到专家耳中,不久便赶到烟台。见到这支怪枪,见多识广的专家也不禁哑口无言——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类似武器!
专家排除了其他可能性:抗战期间,无论是日军、伪军还是国军,武器制式都很统一,且装备数量庞大,基本不会出现这类奇怪兵器。
相比之下,八路军兵工厂因物资匮乏,常常因地制宜,设计制造多种样式各异的武器。
综合判断,这支怪枪最有可能出自八路军某兵工厂。
听完专家分析,博物馆工作人员忧心忡忡:当时八路军生存环境极端恶劣,兵工厂多次迁移,文献资料所剩无几,且老一辈亲历者大多已逝,追溯这支枪的真实来历无疑是个艰巨任务。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他们经过广泛走访,终于联系上一位年过八旬的周培德老人,她的父亲正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兵工厂的创始人周吉隆。
周培德手中还珍藏着父亲的亲笔回忆录,从中揭开了这支怪枪的身世以及背后的感人故事。
周吉隆,1914年生于烟台黄县大田周村(今龙口市)。家境殷实,家风开明,他的童年时光安宁祥和,学业优异,未满二十岁便在青岛农林事务所任职,前途无量。
然而,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的青年内心却燃烧着炽热的革命之火。
初到青岛不久,周吉隆结识了黄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陈文其,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觉醒,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青年。
如果历史不遭波折,周吉隆或许会像陈文其一样,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。
但“时势造英雄”,卢沟桥的枪声撼动了整个中国,也改变了周吉隆的命运轨迹。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陈文其找到周吉隆说:“全面抗战即将开始,我要回家乡开展工作,你愿意同行吗?”
周吉隆二话不说,爽快答应:“算我一个!”
回乡后,周吉隆在陈文其领导下投身革命。然而,随着日军在华北连连推进,周吉隆渴望前线厮杀,与敌人血战到底。
1938年春节,他在妹妹家拜年时偶遇黄县抗日游击队军政委员会主席仲曦东,怀着激动心情,他正式申请加入抗日队伍。
经过核实,仲曦东当天同意,将他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,由于他有文化,暂时安排在大队总部工作。
周吉隆本以为入队后便可直赴战场,殊不知现实异常严峻:当时装备极度匮乏,许多战士仅持大刀梭镖,打游击甚至击败土匪都困难重重。
面对如此困境,周吉隆倍感焦虑。幸运的是,命运又一次向他伸出援手。
入队不久,周吉隆被同村铁匠周抡奎拦下,请求帮忙说情。周抡奎之前被国军强征入伍,在修械所工作,后被游击队俘虏,工具被没收,生计艰难。
他苦苦哀求:“吉隆兄弟,帮帮忙把工具还给我吧,这可是全家的饭碗。”
这一请求启发了周吉隆,他意识到附近村落中有许多类似的铁匠,如果能将他们联合起来,不就能自己制造武器了吗?
他试探性地问:“工具还给你,你愿意参加游击队,一起打鬼子吗?”
周抡奎答:“打鬼子没问题,但我只会打铁,怕是误事。”
周吉隆笑着拍肩:“正是需要你会打铁!”
当日的干部扩大会议上,周吉隆提出成立兵工厂的设想,详细阐述了黄县工业基础雄厚,工匠众多,地理位置优越,方便隐蔽和运输,有能力支援前线抗战。
全体与会人员一致支持,任命他为兵工厂厂长,负责筹建工作。
面对这一重任,周吉隆既兴奋又忐忑——毕竟他对枪械一知半解,更难的是资金紧缺。
经过大队长范心然的人脉调度,终于凑到500大洋作为启动资金。
500大洋虽不多,却给了周吉隆希望。家人也鼎力支持,老父亲和妻子拿出积蓄1000多大洋,乡亲们纷纷借出设备,甚至工厂主带人带机直接加盟。
铁匠周抡奎也积极投入,带动数十名同行参与兵工厂建设。
兵工厂在黄县圈杨家村迅速建立,规模不小:拥有机械设备50余台,工人三百余名,下设八个工种部门,每月生产步枪80支、子弹5000发、手榴弹5000枚、迫击炮弹500发。
这个兵工厂在八路军兵工系统中实力名列前茅,成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骄傲。
然而,日军增兵严密扫荡,工厂损失惨重。1939年3月,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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